《“峥嵘”岁月》故 事 梗 概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令世界震惊的所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是一场被称为“十年动乱，十年浩劫”的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悲剧。
　　本剧讲述的，就是在这场“文革”期间发生在一个小县城的故事。本剧主要是写几个十八、九岁不谙世事的中学生凭着一股狂热的政治热情和对领袖的个人迷信投入到这场“文革”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政治漩涡中，直到“革委会”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段可悲可泣的经历。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南饶县一中高三（2）班团支部书记洪常英带领江铁实、宋玉华等同学积极投入这场“文化大革命”，他们贴了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张二丹的大字报，批判学校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得到了学校青年教师徐永江、周云贺等的支持。
　　原南饶县委书记白尧羊派了县教育科科长钱瑞丘带领工作组进驻南饶一中。工作组进校后，由于“划框框，定调子”引起了洪常英、徐永江等师生的不满，他们贴了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组织反击，把参与贴大字报的师生进行批斗，或逼他们做检查，学校中的“文革”运动一度陷入低落冷清。
　　由于这场“文革”运动，在洪常英这个原来和谐美满的家庭内部开始出现了分化和斗争。洪常英父亲洪丁义和母亲范莲香经常会因观点和看法不同，时常发生争论和争吵。
　　8月份，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公开发表，又重新燃起了洪常英等被打击的师生的“革命热情”。而且陈勇新、洪丁义等县城的一些工人这时也参与进“文革”中来。白尧羊急叫钱瑞丘带领工作组撤出学校，工作组炮制的学校“文革筹委会”也被洪常英、江铁实等师生反对与拒绝。
　　首都红卫兵的兴起也启发了洪常英等。他们也组织起了“永向前红卫兵”组织。他们上街大搞所谓“破四旧，立四新”。查抄“二盘商”、“黑书店”等，烧毁所谓“封、资、修”的黑书，把抓来的所谓“牛鬼蛇神”集中挂黑牌、戴高帽、游街罚跪示众等。红卫兵还上街把他们认为穿“奇装异服”的青年强行剪发或剪破衣服，甚至冲进一些庙宇，借口破除迷信把泥菩萨一古脑儿砸得稀巴烂，刮起了一场所谓“红色恐怖”的风暴，闹得全县群众人心惶惶。
　　洪常英带领红卫兵“破四旧”的行为，引起了常英妈范莲香的不满，怒斥女儿“无法无天，胡作非为”。但洪丁义却支持女儿，引起家庭的又一场争吵。
　　云天大队贫协主任池义法为保护云天寺和大佛挺身而出，自发组织起了“农民自卫队”。9月7日当洪常英、江铁实等带领红卫兵来到云天寺砸佛时，他们守住寺门，“两军”对阵，剑拔弩张，异常紧张。双方进行了一番唇枪舌剑，池义法巧妙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智谋喝退了红卫兵。洪常英只好带着红卫兵下撤，云天寺及云天大佛得以保全。
　　9月下旬，洪常英等红卫兵上北京串联后，带回了毛主席写的《炮打司令部》的一张大字报，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高潮。他们采取在
　　
　　
　　县委大楼门前静坐示威等方法逼县委同意把工作组揪回学校做检查，接受批判。
　　洪常英、江铁实等得知钱瑞丘曾把一包材料存入县档案馆后，借口“搜查黑材料”为名，带领红卫兵包围并冲击县档案馆，逼县档案馆交出了那包“黑材料”。他们还张贴《通缉令》，抓捕“畏罪潜逃”的钱瑞丘。
　　这时，县城的工厂、党政机关等单位内部都开始分裂成两派。工人中的所谓“造反派”就成立了“工人革命造反队”，另一派所谓“保守派”就成立了“工人赤卫队”，两派开始针尖对麦芒，对着干了。
　　在洪常英家庭中也开始分裂成两派，如洪常英与她父亲洪丁义属于“造反派”，而她母亲范莲香则不同意她们观点。常英在县发电厂当工人的哥哥洪常林则参加了“工人赤卫队”。她们在家中经常因观点不同、派性不同，吵得面红耳赤，甚至不欢而散。
　　“省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派来了郑望胜等五个来自省城的激进的大学生红卫兵来南饶县串联，并设立了驻县联络站。他们把县城的各机关单位、工厂、学校的所谓“造反派”组织集中联合起来，成立了“南饶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与“省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挂钩，听从“省总司”的指挥。
　　郑望胜成了县“革造指”的“太上皇”。他布置要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
　　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各省、专区、市、县的“代理人”。他提出要“寻找突破口”，集中火力“狠揭猛批”。他鼓吹，对“牛鬼蛇神”就是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这时，县文化局局长林果让因曾写了剧本《海青天》，赞颂清官海瑞被揭发了出来。成了郑望胜指挥打击的第一个“箭靶子”。《海青天》成了与《海瑞罢官》一样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林果让也成了“三反分子”，被大会批，小会斗，饱受精神折磨，肉体摧残。42岁的林果让终于精神崩溃，被逼上吊自杀。
　　林果让自杀后，留下了老母、孤儿和寡妇，一片惨状。激起了广大群众对“造反派”的不满，也引起洪常英的反思，她去问郑望胜说是否斗得“太过分”了。郑望胜等却冷冷地说，林果让是“畏罪自杀”，是“死有余辜，遗臭万年！”
　　并要洪常英等不要被“资产阶级人性论”腐蚀了“革命斗志”。
　　海燕战斗队的学生胡有量在街上贴了一张为林果让辩护的大字报，遭到江铁实等人的围攻，大字报被撕毁，胡有量还被江铁实毒打，幸被耿雨青等工人解救。
　　由于洪常林与厂长女儿柳凤钦谈恋爱遭到洪丁义反对，范莲香也反对洪常英与江铁实“打得火热”，家庭矛盾冲突再次爆发并进一步升级。
　　原县委副书记江光用和一个常委朱燕强公开贴了一张《我们的检讨与县委的责任》的大字报，检举揭发了原县委书记白尧羊和县长潘交典的一些“材料”，受到“造反派”的欢迎，说“支持革命领导干部杀出来！”却受到另一派所谓“保守派”的反弹，认为江、朱“有野心”、企图“篡党夺权”。这时以池义法为首的“农民自卫队”，以耿雨青为首的“工人赤卫队”，以及邱扇机等一些县委机关干部、一中李震、田霖演等学校师生也联合起来，组织成立了“南饶县九.0七革命司令部”。这样，“两军”对阵的两大派组织已经形成。
　　两派日益对立，一派要“打倒白尧羊、潘交典”，另一派却要“打倒江光用”。冲突日益严重，群众间的武斗开始出现。“九.0七”派的一些群众由于对“永红”（永向前红卫兵）的不满，在耿雨青、廖人富等人带领下，借“辩论”之名到“永红”总部围攻洪常英、宋玉华等，并打砸了“永红”总部。
　　
　　
　　由于武斗日益激烈，李震爸把他独生子李震拉回家，当了“逍遥派”。洪常英的好友宋玉华也害怕得“装病”一度躲回家中。后在洪常英登门劝说和她“造反派”工人爸爸宋晃仁鼓励下，又重回学校。
　　由县“革造指”派的郑望胜等主持召开了一次“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会”，把所谓“走资派”白尧羊、潘交典揪到台上进行揭发、批判、斗争。当
　　“造反派” 揭发批判潘交典卖力推行“三自一包”路线，责问潘“为什么要搞
　　‘单干包’？”时，台下的池义法跳上讲台，公然替潘交典回答这个问题。他含泪回忆了三年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的大饥荒，潘交典救济灾民，并实行了一些“三自一包”的政策使灾民渡过难关的情景。池义法的话打乱了郑望胜的部署，两派群众一度引起冲突，以后这场 “批判会”只好草草结束。
　　在一些工厂、学校等单位出现了一股“经济风”，乱发补贴费、串联费、运
　　动经费等现象。“革造指”派认为这是“走资派”刮起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策划“三停”（停电、停水、停产）的阴谋。县电厂一部分工人离开岗位。陈勇新、洪常英等带“革造指”派的一部分工人、红卫兵前去“支援”。
　　“革造指”和“九.0七”两派在县电厂发生冲突，引起武斗，打了一场，双方各有人员受伤。郑望胜说，根据“中央文革首长”指示，可以成立“文攻武
　　卫队”。县“革造指”决定由乔海猛、江铁实负责组织“文攻武卫队”。武斗借“武卫”之名“合法化”了，两派的武斗 “升级”了！
　　江光用向“造反派”透露了白尧羊解放前曾经被国民党匪军抓捕过的“档案材料”。郑望胜如获至室，急忙叫吴永德、陈勇新、洪常英等连夜审问白尧羊。白尧羊承认自己曾被敌人抓捕过，并讲述了自己在敌人严刑拷打下，拒不向敌人低头，拒不投降招供的事实。“革造指”派并没有得到白尧羊叛变投敌的证据。
　　但县城街上还是出现了许多“打倒大叛徒白尧羊”的巨幅标语。当洪常英向郑望胜查询有没有“新证据”时，得到的回答却是“先炮轰炮轰吧！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吧！”
　　县武装部政委许相召开驻军联席会议，号召驻军要响应毛主席的“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召，介入运动。
　　受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影响，南饶县一中洪常英、徐永江等“造反派”夺了学校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成立了“南饶县一中公社”。
　　当洪常英、江铁实得知钱瑞丘藏匿住处的密报后，即带领红卫兵擅自到居民住处搜家，抓捕了钱瑞丘。江铁实对钱瑞丘毒打逼供，企图逼他供出指使他把“黑材料”存入县档案室的“黑主子”。
　　范莲香当公社党委书记的哥哥也被“革造指”派毒打重伤，范莲香愤怒地加入了“九.0七”派，遭到洪丁义反对。他们夫妻扭打一场后提出离婚。气得洪奶奶心脏病发作，送进了医院。
　　“革造指”派在一中、一些工厂“夺权”的消息震惊了“九.0七”派。他们害怕县委、县人委的权也会被“革造指”派夺去。就策动一些农民进城，占了县委大楼，抢先宣告“夺了”县委、县人委的“权”。但他们此番“夺权”没有得到县武装部的支持。
　　当“革造指”派在郑望胜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对“九.0七”派“假夺权”阴谋的措施时，传来了江光用被“九.0七”派毒打重伤，送进医院急救的消息。陈勇新、吴永德、洪常英即急赶到医院探望。当他们三人从医院出来回到总部时，才发现总部已空荡荡，人到哪里去了呢？
　　
　　原来，郑望胜已带领“革造指”派的工人，红卫兵几百人到县委大楼去揪
　　斗白尧羊、潘交典，并扬言要“解放”县委大楼。在县委大楼前的广场上，两派“武卫队员”手拿木棒或铁棒进行了一场空前惨烈的大武斗！在这场混战中，“革造指”派的宋玉华被一黑衣男子用铁棒重击头部，当场被砸得头破血流，晕死过去。幸好，许相政委带领解放军及时赶到，制止了武斗，但两派已有几十人受重伤或轻伤，急送医院抢救。
　　宋玉华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革造指”派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大游行，扬言“血债要用血来还！”强烈要求“严惩杀人凶手！”游行队伍最后到达县武装部。
　　在县武装部领导接见“革造指”派代表时，郑望胜提出要向武装部“借枪”，被许相政委严词拒绝。但消息传到“九.0七”派处，詹鲁四力劝耿雨青要抢先到武装部军火库“夺枪”。此消息被洪常林知道，他晚饭后急忙跑回家中，制止他爸爸洪丁义及妹妹洪常英到“革造指”总部去，具体原因不肯说出。在他父妹力劝下，常林才把“九.0七”派一些人当晚要“夺枪”的事说了出来。
　　洪丁义和洪常英急忙分头去向“革造指”总部与武装部报告。洪常英在赶去武装部的路上，却遇见了廖人富、杨仕翻这些“九.0七”派的一些人，受到了这些人的围攻。洪常英与他们“斗智斗勇”，并勇敢地与廖、杨搏斗了一场。后被巡逻的解放军战士发现，抓住了廖、杨••••••
　　深夜，詹鲁四、耿雨青带着几十个武卫队员摸向武装部的军火库，企图夺枪。被守卫仓库的哨兵发现，扭打了一场。后被赶来支援的许相政委带来的解放军战士所制服，詹鲁四等被抓了起来。
　　鉴于南饶县日益恶化的严峻形势，省、市军管会批准对南饶县实行军事管制，还派来了由刘国良政委带领的7351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支援。南饶县成立了由许相为组长、刘国良为副组长的军事管制小组。
　　军管组发布了关于撤销单派夺权、撤销并关闭省、专区各派驻县联络站、解散各派武斗组织，收缴武斗工具等的“通告”。并大力宣传毛主席关于实行革命大联合的最新指示。
　　洪常英等红卫兵与解放军一起下乡去支援春耕生产，及做调查工作。他们到了解放前曾是老游击区的前岭大队。老贫农黄熟山向他们介绍了当年潘交典夫妇担任地下交通队为革命做出的重大贡献，及潘交典妻为掩护地下党的县委书记而英勇牺牲的情况。当地贫下中农都纷纷认为“三自一包”是对农民好的好政策，潘县长是关心群众生活的好干部。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始进驻学校，学校也开始“复课闹革命”。学校、工厂、农村公社、大队等基层单位开始大力宣传消除“派性”，增强党性，实行“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
　　江铁实努力追求洪常英，想与她谈恋爱，但被洪常英拒绝。
　　解放军和公检法部门配合，逮捕法办了一批混在两派群众组织中的“阶级敌人”，如武斗中打死宋玉华的故意行凶杀人犯林果秋，“现行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分子廖人富、乔海猛、詹鲁四等。
　　由县“军管组”主持，召开了由“革造指”派和“九.0七”派两派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南饶县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主要讨论两派实行“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成立“县革命委员会”的问题。
　　
　　
　　会议首先讨论原县委、县人委的主要领导干部的定性问题。开始时“两派”有尖锐的分歧和对立，后经许相和刘国良努力“调解”和“施压”，最后“两派”
　　终于达成“共识”，签订了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书》，并把“县革命委员会”成员名单草案上报省、专区革委员审批。
　　经上级革委会“审批”，“县革命委员会”成员名单正式公布。“革造指”派占了上风，“九.0七”派处于下风。“九.0七”派负责人虽有不满，但“生米已煮成饭”，也无可奈何，只能自认“吃亏”。县革命委员会终于成立。
　　洪奶奶在病床上还思念已离婚的莲香媳妇，在哀怨中离开了人间。
　　江铁实也因在“文革”中犯打砸抢问题被革委会专案组“隔离审查”。最后影片在欢送洪常英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干革命”的画面中结束，随着汽车在山间狭窄的公路上颠簸，这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命运又将如何？
　　接着银幕上现出“字幕”和播音员的“画外音”。指出“今天这个故事只能暂时说到这里”，但“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结束，翻案与反翻案的斗争还在“持续上演”。直到1976年，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后，这场“文化大革命”才真正宣告结束。

商业策划书
　　（关于作品的市场分析、商业运作计划等）
　　所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过去了四十多年。近半个世纪来，对这场“十年动乱，十年浩劫”，中国历史上的这场大悲剧，在我国为数不多的反映“文革”的影片中，也仅局限于反映“文革”中的某些片段、个别人物的悲惨遭遇等。而对于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文革”所经历过的离奇曲折、发展演变的过程的影片目前还未看到。因此，可以说反映中国“文革”的这段“十年灾难”，在中国目前的电影市场上还是一个空白。对于这“十年灾难”，在中国人的心中确是痛苦的，犹如一场恶梦。但这毕竟是一段历史，是在中国土地上确实发生过的一段历史。这一页历史现虽然已经翻了过去，但还是必须引起我们的反思，从中吸取一些历史教训，以史为鉴。
　　因此，如果能够拍摄一部电影，能够比较真实、客观地再现当年在中国某个地方的“文革”的起因、发展、变化和来龙去脉情况。表现出当时普通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学生被卷入这场政治漩涡后的思想状态、发展变化、以及随之遇到的种种遭遇。做为中国“文革”的一个缩影。也给当今的中青年人对“文革”为何是“十年动乱，十年浩劫”增添一些理解。
　　影片若能拍成，对于充满好奇心的中青年人出于对他们父辈或祖辈所经历过的那个年代的“好奇”，以及渴望对那段历史的了解；对于饱经风霜的老年人回忆那段啼笑皆非的陈旧往事，也并以此做为教育自己的子孙后代记取历史教训，不要误入歧途、重蹈覆辙。由此，可望影片的市场效应应该是良好的，影片的票房上座率应该是不错的。
　　同时，看了影片应该会使人们倍感民主与法制的重要性；倍加珍惜社会的安定和稳定；倍加尊重人权，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因此，相信影片应该会起到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